前些日子，王瑞兄从美国发来电子邮件，是他找到20年前我在《大众摄影》上发表的一篇征文。我这个人对老照片收藏意识很强，但对老文章却不那么重视。

十分感谢王瑞兄对本博主的厚爱！特发上来和大家共赏，再配上文中所涉及的老照片，也是纪念大众摄影创刊50周年吧！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20年！

             

            重新塑造自我

                                                       ●王秋杭        

展览自己，要比展览自己的作品困难得多。但是，不愿展览自己的人，那他的作品意义又何在呢?                                             

                                          ——和一位拍友的对话    

    如果说，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侯，用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表哥那架“基辅”相机，为新婚的他和表嫂拍下了第一张照片算起的话，那么我的“影龄”应该从八岁时算起，当表哥将我的“大作”寄给我时，我兴奋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拿到班上，给老师和同学们看，而且再三声明：“这是我拍的！”于是我发现他们的目光里出现惊讶和肃然起敬的神情，我似乎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可没过多久，便觉得自己非常可笑，因为所有光圈、速度，甚至焦距，都是表哥已经对好了的，我充其量扮演了三脚架的角色。到了“文革”初期，我花五块钱，从旧货店里买了一架“幸福”牌120相机。这架相机的快门只一档：125/1秒；光圈只有两挡：晴天和阴天；焦距还是固定的。除了没有内藏式闪光灯外，其它构造同如今市面上卖的那种劣等“傻瓜”相机一模一样。我想我的“摄影生涯”应当开始了吧?但是还不能算，因为那只能说是玩玩，比“三脚架”略强些。

    直到1968年，我的一位朋友从他家的皮箱里翻出一架他父亲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利品——“蔡司”皮腔式照相机，长期借我使用，我又接触了大量已经停刊了的《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懂得了光圈、速度的作用，并开始自己动手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对摄影开始入门并且着魔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摄影生涯刚刚起步。    那时社会上到处打派仗，学校停课，父母又都被“隔离审查”，整个家由我折腾。于是，我和院子里的一位朋友一块儿，弄了个房间，把窗户蒙上毯子，没白天没黑夜地放照片，可买胶卷和相纸得花钱啊！我们自有财路，借辆三轮车去街上撕大字报卖。那会儿胶卷便宜，有一种半卷装的120简装卷，才四角六分钱，我就去买它。放大纸则论斤去买边料。说是边料，其实都是12时的，只不过是有几张缺个角什么的。放大机是自制的：一个痰盂，里头装上灯泡，再把那架“蔡司”装上(镜头上那颗小螺丝得取下)，就能放了。不过只能放10时以上，不能再小了。我们的“作品”都是贴在玻璃上晒干的。于是有人悄悄地告诉我，对面那幢房子里有个姑娘，经常用高倍军用望远镜来欣赏我们的作品，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是我们的工作，却是越来越认真了。

    我们拍摄的题材大都是风光、花卉以及室内灯光肖像。创作手段大都是模仿，也就是照着摄影画报，看大师们是怎么拍的，我们就怎么拍。是否象某大师的某一幅作品，成了我们衡量自己作品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最得意的“杰作”，是拍的一枝桃花老枝，制成高调，极象金石声大师拍的一幅桃花。我也学着用毛笔题了款，弄上个红印印。没想到这幅作品一下子成了“抢手货”。朋友们、同学们纷纷来索要。这张底片放了总有几十次， “发行量”达数百幅之多。有一回我上一位新朋友家去，见他床头上端端正正地挂着我这幅〈迎春图〉，我十分惊讶。而他极神气地告诉我，这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摄影家送给他的。我一下子如飘进云端里一般。此后，我常常唉叹自己生不逢时，偏偏处在这样一个艺术等于罪恶的年代，否则，摄影大师的桂冠一定会名正言顺地戴在自己头上。我简直以为自己浑身上下都是艺术细胞了。当时大院里搞摄影的人渐渐多了，但他们的作品，我根本不屑一顾。    终于，和我一起搞摄影的那位朋友的哥哥回来了，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正宗科班出身。看了他的影集之后，我才第一次领悟到摄影艺术是怎么回事。而我的那些差不多可以用麻袋装的“作品”，统统应该烧掉！他成了我心目中的上帝。   

    然而好景不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以为一切都应该结束了，什么摄影大师，“多私维大尼亚”[注。俄语“再见”的谐音]吧！可是，当我来到北大荒，那蓝天、白云，那金色的麦浪，“康拜因”……我简真无法自恃。写信、拍电报向父母要照相机。“没有照相机，我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渡过这漫长的、艰难的、枯燥的生活……”我在信中这样写道。终于一架崭新的“海鸥”双镜头相机，带着父母的爱，从万里之遥的杭州“飞”来了。没有暗房，我钻进空油罐里，没有电，我我用烟头、手电筒。一张张照片印出来了，它一次又一次驱散我和战友们的疲劳一次又一次安抚了我和战友们的心……。   

    历史的潮流，把我推向那边，又抛到这边，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但是照相机却几乎成了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无论到哪里，如果照相机不在身边，我就会失魂落魄。尽管我有过先后两次照相机被窃的不幸，尽管也有过为拍照片翻车查点丧命的危险，可我始终没有动摇过。    从1980年开始，我的摄影作品先后在《中国日报》、《大众摄影》、香港《摄影艺术》、《浙江日报》以及一些摄影比赛和展览中人选和获奖，我的摄影评论理论、技术讲座文章先后在《中国摄影》、《中国摄影报》、《浙江画报》等刊物上发表。我尝试自编、自导、自摄的摄影小说先后在《东方青年》、《西湖》、《浙江画报》上刊登…    

    但是，我最激动的时刻不是在接到获奖通知书或者变作铅字的文章，而是在捕捉那些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先进、聚合与裂变、美与丑之间撞击迸发出火花时的那一瞬间，或者是在思索和寻觅时脑子里一个新的意念产生萌动的时刻；我干过最愚蠢的事不是连我那架心爱的“林哈夫”相机都看不住让人窃去，而是有一回把拍过了的胶卷又认认真真地再拍了一遍；最最惭愧的时候不是当着影友的面拆开被退回的参赛作品，而是当影友们问我近来拍了些什么时我说：“没有。”   

    我最怕的是别人来借我的相机；   

    我最信守的准则是“宁为不通，不作庸庸”；   

    我最痛苦的是胶卷拍光了又无处可买；   

    我最关心的是各类摄影刊物的发行日期；   

    我最缺少的是时间……   

    我爱上了摄影，而摄影，又重新塑造了我自己。  

 

                             刊于〈大众摄影〉杂志1988年〈我和摄影〉征文选集